张春泥，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助理教授

和经纬，香港教育大学亚洲及政策研究学系 副教授

新冠肺炎疫情已经持续了五个多月有余，在这短短的五个多月，许多人的工作、生活、家庭、社交的节律因疫情而改变。在疫情期间，我们通过社会调查持续关注和记录普通民众在经历疫情不同阶段的态度、心理、行为等方面的变化，希望这些数据能够让各界人士对疫情之下的民生有更多的关注与思考。

在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初期，我们已经联合澎湃新闻和调研家推出了两期“公众对新型冠状病毒的认知和个体防疫行为”的网络问卷调查。第一期调查于1月26日和27日进行，正值疫情在全国范围内快速传播之初。第二期则从1月27日持续至2月15日，正值国内疫情最为严重的时期。这两次截面调查已累计采集超过1.46万人的网络调查问卷数据，样本覆盖中国大陆31个省级行政单位。

3月13日到3月30日之间，当国内疫情阻击战已基本结束、进入防控新阶段的时刻，由调研家提供技术支持，我们对参与前两期调查中留下联络方式的受访者（占两次基线调查人数的47%）进行了追踪访问，又获得了近3500人的追访样本。第一期截面调查结果已发布，本次则持续报告的是第二期截面调查和追访调查的部分统计结果。

1. 对疫情的关注频率已降低

今年1月下旬的第一期调查已经显示，民众对此次新型冠状病毒疫情表现出极大的关注度。67%的民众表示“高度关注”，22%的人表示“比较关注”，不关注者不足1%。在今年2月上旬的第二期调查中，我们询问了受访者查看确诊病例数的频率，从个人行为层面了解民众对疫情的关注度。在疫情严重的2月，87%的受访者每天都会关注确诊病例数的动态，更有47%的受访者一天要查看多次。但到3月下旬，大家的关注频率已有所降低，每天多次查看确诊人数的比例下降了16个百分点，几乎不关注的比例也升至5.3%（表1）。
 

2. 心理情绪明显改善

民众面对疫情时的心理情绪受疫情发展的影响而持续变化。根据国家卫健委发布的每日确诊人数数据，1月20日至1月26日是疫情在全国范围内传播的初期，确诊人数以相对较小的幅度增长；大约在1月27日以后，确诊总数进入爬坡期。在2月12日改变确诊标准以前，全国新增确诊人数大约在2月5日达到峰值，随后下降。尤其是湖北以外的省市，新增确诊人数从2月4日起持续下降，而湖北省内的情况则依然严峻。但到3月下旬，包括湖北在内的全国所有地区的新增确诊数都已下降，增长主要来自海外的“倒灌”。

通过对焦虑、害怕和担忧这三种人们面对风险时最常见的负面情绪的测量，我们发现，在两期基线调查中，想到新冠病毒肺炎时，绝大多数人都出现了不同情绪的焦虑、害怕和担忧。其中，表示比较焦虑或非常焦虑者占2/3，比较害怕或非常害怕者占六成上下，比较担忧或非常担忧者在七成以上。在疫情严重的2月份，表示不焦虑的比例明显下降，而表示害怕的比例上升。但3月下旬的追访则看到，受访者的心理情绪有了明显好转，焦虑、害怕、担忧的情绪降低至1/3左右（图1-3）。
 

从对同一批受访者前后两期调查的比较也可以看到在个体层面负面情绪的显著改善：有将近2/3受访者的焦虑、害怕、担忧程度较之上一次访问时已有所降低（表2）。
 

总体来说，在整个疫情期间，无论从新冠病毒在全国范围内开始快速扩散的1月，还是在疫情最为严重的2月，受访者对于疫情的总体态度仍以乐观为为主。不过在2月，对疫情感到悲观的比例曾一度上升了7个百分点。而当国内疫情狙击战进入尾声，伴随人们对疫情关注频率减少，以及焦虑、担忧和害怕情绪的缓解，人们的乐观比例升至86%，悲观比例已跌至11%，低于1月下旬（图4）。

3. 疫情对家庭关系、工作与生活的影响

在3月下旬的追访调查中，我们请受访者评价迄今为止疫情对各自家庭关系、工作和生活的影响。

总体来说，多数受访者认为疫情并没有对他们的婚姻关系、亲子关系带来太多改变，但分别有27%、20%、30%的受访者表示，疫情对他们与配偶/恋人的关系、与子女的关系、与父母的关系带来的积极影响多于负面影响；但也分别有15%、6%、9%的受访者认为疫情对上述关系带来的负面影响多于积极影响（图5）。综合比较可以发现，受访者评价疫情对婚姻或恋爱关系、亲子关系以积极影响为主的比例高于以负面影响为主的比例。此外，还有将近47%的人认为此次疫情给他们对待人生的态度或价值观带来的积极影响更多。

在评价疫情对工作和生活方式的影响上，人们普遍认为负面影响多于积极影响。40%处在劳动力市场中的人评价疫情给他们的工作带来的主要是消极影响（图5），如果仅看就业人群，认为负面影响为主的比例也高达33%。

截至3月底，受访的就业者中已有86%完全复工或者半复工、部分复工。在这个群体中，有六成人士使用网络或电话会议、在线办公、在线销售等远程办公手段，但大部分人是偶尔使用。完全或大部分时候依靠远程办公的占19%（图6）。

当被问及 “国内在恢复生产和控制疫情这两个任务上，您认为哪一个任务在现阶段应该更优先”时，仅有1/4的受访者认为应该优先恢复生产，主流（占3/4）则认为一切应该优先让位于控制疫情（图7）。

不过在这个问题上，受教育水平对受访者的答案有明显的影响——高学历者中有43%支持应该优先复产复工，与支持优先疫情防控的高学历者的比例相差相对不大；而低学历者中则有高达80%认为应优先控制疫情（图8）。

在读学生中，有39%的受访者认为疫情给他们的学习带来的主要是负面影响，但也有44%认为这些影响以积极的为主（图5）。

上述疫情对工作、生活不同方面造成影响的认知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图9）。

在评价与配偶的关系上，女性平均而言更倾向于认为疫情带来了消极的影响，而男性则更倾向于认为疫情带来了积极的影响更多。这可能与两性的家庭分工有关，比如，疫情期间家庭成员在家的时间较多，女性需要花更多的时间照顾家庭成员的饮食起居。
 

与子女关系上，虽然两性均认为积极影响更多，但男性认为与子女关系的改善比例高于女性，很可能是男性因为疫情居家而有更多时间陪伴子女，所以亲子感情升温显著。
 

在与父母的关系上，女性认为积极影响的比例比男性高。不过在就业方面，女性认为疫情影响以负面为主的评价比例高于男性，这可能与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弱势地位有关。疫情对女性工作稳定性和收入的冲击可能更大。

疫情的影响在不同学历层次者中也有显著差异（图10）。总体来说，高学历者在家庭关系上的改善，尤其是在与父母和子女的关系的改善上高于低学历者。疫情对工作造成的负面影响，不仅影响低学历者，也同样影响高学历者——至少两者在主观评价上相似。但是，疫情对高学历者既有生活方式的干扰更为突出，对低学历者则没有太大影响。由于疫情防控的需要，高学历者可能需要减少在外的就餐、聚会、出游、运动等等，导致他们不得不调整一些生活或消费习惯。

为了遏制疫情蔓延，有些地方对出入城（或村）交通进行了限制（有人称之为“封城”、“封村”）或对小区进行封闭式管理。58%的受访者表示封闭式管理在出行和生活上带来了一定程度的不便，13%的人表示带来了很大的不便，仅有不足三成的人表示封闭式管理对他们没有太大的影响，或者其所在社区没有采取封闭式管理。表示封闭式管理造成一些不便或很大不便的人，更倾向于评价疫情给他们的工作、生活方式带来了负面影响，疫情对其与子女关系的改善影响也相对较小（图11）。
 

在疫情期间劝家人放弃聚餐或者戴口罩并没有妨碍家庭关系，反而，有过此劝说行为的受访者认为疫情给家庭关系带来积极影响为主的比例更高（表3、表4）。这很可能是由于劝说行为本身表达了家庭成员之间的关心，一定程度上增进了家庭关系。不过，这也有可能反映的是，能够主动劝说家人采取防疫行为的人在特殊时期维系家庭关系上的能力更强。

最后，疫情对人们的卫生健康意识有一定的影响。三次调查都询问了受访者戴口罩的情况。随着时间的推移，出门一定戴口罩的受访者的比例明显增加，即便是在3月下旬国内疫情基本受控的时候的阶段，这个比例仍继续增长（表5），出门戴口罩的习惯似乎已经常态化，甚至变成了公共场所的社会规范。

值得注意的是，人们对接种流感疫苗的重视度有所提升（图12）。当被询问去年是否接种了流感疫苗时，只有19%的人表示曾经接种，也就是说81%的人并未接种。而被问及今年他们是否有接种流感疫苗计划时，则有高达37%的人明确表示今年将安排接种，决定不接种的比例下降至29.3%，另有三分之一表示还未想好。

在全部受访者中，31%为男性，69%为女性；89%为45岁以下的青年人，其中25岁以下者占43%，45岁及以上的中老年人占10%。鉴于网络调查通常对中老年人、低学历群体覆盖不足，我们利用2015年1%人口抽样数据的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分布对每一期调查数据进行了加权，本报告汇报的均是加权后的统计结果。

“公众对新型冠状病毒的认知和个体防疫行为”调查受北京大学“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控攻关专项课题（人文社科类）”资助。本调研组主要成员：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助理教授张春泥、香港教育大学亚洲及政策研究学系副教授和经纬、中国人民大学助理教授靳永爱、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骆为祥、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管理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汪洋、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副研究员周洁、北京大学社会研究中心教授、主任谢宇。报告由调研组与澎湃新闻、调研家联合发布。感谢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学生谭心怡、盛禾提供的助理工作。